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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袁兆福:风格永存 ——缅怀我的叔叔袁忠贤将军

发布时间:2022-05-15  分类:长沙科技  作者:admin  浏览:9430

这是本文的标题。袁忠贤和他的侄子袁兆福,风度持久。3354我想念我的叔叔袁忠贤,袁兆福将军。1949年8月5日,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领导起义,湖南省会长沙宣布和平解放。不久,父亲欣喜地从阔别12年的二哥袁忠贤那里得到了南京的好消息。我叔叔告诉他在战争中打了多年仗后,他要求我、姐姐袁莉莉和二姐袁去南京深造,以便大学毕业后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48年春考入湖南省第一高级中学时,参加了中共长沙地下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参加了地下学联等外围革命组织,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我对革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并渴望它。接到舅舅袁忠贤的信后,我一个人,在二姐同事的帮助下,从长沙坐船到汉口,再转船到南京。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好托熟人照顾,混船。我在一个又脏又挤的小屋里呆了十多天。饿了就吃家里带的煎饼和咸菜。当我口渴的时候,我喝河水。终于在1949年9月12日深夜抵达南京下关码头。那天晚上下着毛毛雨,平坦的柏油路清晰可见。我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到中央门80号舅舅袁忠贤的住处。已经是深夜了,警卫员王彦接待了我,把舅舅寄给父亲袁丹初的亲笔信和父亲给舅舅袁忠贤的回信转发给他熟睡的秘书孙。看完信后,他说:“酋长已经睡了。你今晚应该在值班室休息,明天早上向首长报到。”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跋涉,我非常累,一上床就睡着了。第二天,在我醒来之前,我叔叔来到了值班室。尽管有他的亲笔信和我父亲的回信,他还是非常警惕地问我:“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袁长安。”舅舅继续问我爷爷有什么爱好。我说他喜欢喝零零碎碎的酒,整天用一个小杯子吃饭.我叔叔继续研究我的外表。袁嘉吉的鼻子是最突出的特征。我的五官(下唇厚,耳朵大)和我叔叔袁忠贤是我爷爷的亲戚。这时,他的怀疑发生了变化。我回忆道:“叔叔,1937年他在湖北藕池口周吉姚涛店的时候,每天早上你都喜欢吃生鸡蛋。7岁的时候,我把蛋壳打碎,直接送到你嘴里。”他听了这一番话,很有信心地说:“你就是那宝贝伢子(我的小名),一路辛苦了。来看看我姨姨,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聊家事。”中央路80号曾是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在南京的住处,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房子。底层有书记办公室、门卫室、管理处等部门作为办公楼。二楼是和平南来的舅舅,二舅妈,嫂子的卧室。到了南京后,我也住在二楼。三楼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珍贵的字画和书籍,琳琅满目,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休息了几天后,我让我叔叔加入了解放军。他委婉地说: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我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能继续学习并运用科技知识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很快,我去了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二。10月,我的两个姐姐也从长沙去了南京。我姐去华东军政大学读书,后来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做会计。1953年,她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幼儿教育系,二姐在一家 10月2日,南京50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叔叔当时是华东军区参谋长,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负责组织评审。当天上午,南京最繁华的城市新街口一家银行的楼上举行了阅兵式。刘伯承、邓小平、袁忠贤叔叔等领导登上检阅台,我有幸和叔叔一起参加了仪式。刘伯承叔叔和叔叔乘坐敞篷车检阅队伍。伴随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一辆宣传车,许多红旗围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随后,乔装打扮的腰鼓队、高举军旗的骑兵仪仗队,以及缴获的步兵、兵团、装甲兵、坦克兵、美军山炮兵、榴弹炮兵、摩托车兵等各种美式武器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接受了散叶司令员刘伯承、参谋长袁忠贤的检阅。隆隆的马达声与大学生和群众的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形成压倒性的气势。我当时19岁,政治觉悟不高。我没有意识到,能够参加南京的建国庆典,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礼遇。虽然这个活动持续了50多年,但仍然令人难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舅舅奉命到北京外交部报到,准备去印度。临行前,他把我们三兄妹托付给蒋(原第八兵团副政委)、何(时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邱(时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等老领导给予帮助和照顾。就这样,虽然舅舅远在南京,但我们还是在一个温暖的革命家庭里学习工作,这对我们的成长大有裨益。袁兆福写《将军大全袁仲贤——传奇的一生》 I年9月至12月苦口婆心地教我。我叔叔多次告诫我,建国后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科学知识的干部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建设服务,并要求我考上大学深造。离开印度后,叔叔多次给我写信让我安心学习,并从印度汇款作为我们的学习补助。1952年7月21日,又一封信说:“……当然,我可以帮助你们提高思想觉悟,但主要的是虚心向周围群众学习。同时,要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用所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以加深经验。”1955年6月4日,舅舅知道我即将大学毕业,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表示祝贺,并提出殷切希望。他在信中写道:“我在4月17日收到了你的信。今年毕业就不错了。祝大家长沙之旅。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兄弟姊妹和你们这一代兄弟姊妹谁也没有可能在正式大学毕业?当然,现在时代变了,但是不要忘记过去的艰难岁月,鞭策自己,好好工作,继续保持努力学习的优良传统。”他的这一宝贵思想,我终生奉为座右铭,50多年如一日,珍惜一分一秒,不断学习理论、文化科学及专业知识,我迄今虽已年逾古稀,仍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已成为我生命和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带来的快乐是任何语言都难已形容的。基于此,我万分感激叔叔生前给我的教诲,这也是我克服重重困难,为他收集资料,撰写传记的原因之一。袁仲贤写给侄儿袁肇富的亲笔信二、长辈关怀,视为亲生1949年在南京期间,叔叔除带我去新街口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及阅兵外,还曾安排我与叔叔一同去参加华东军区司令部为欢迎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大戢山海面举行起义的欢迎会,叔叔作为华东军区的参谋长,代表军区向起义官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讲话。叔叔虽然个子不高,但迈着老将军坚毅的步伐,稳步走上讲台,向与会的来宾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表达了华东军区对该舰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阵容,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一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的赞扬: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听叔叔在大会上的讲话,虽然时隔50多年,但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洪亮而富于激情的声音,仍久久在我心中回荡,让我永远难忘。1951年,叔叔得知我患鼻息肉,非常关心,专门从印度写信给时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长的邝任农同志安排我到华军区医院住院动手术。他在1951年3月7日的来信中写道:病要紧,一定去医,不要拖延。要花钱,我会寄来。5月21日又来信询问我是否去治病,其中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叔叔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哪怕是一点小病。叔叔不仅关心我的一点小病,对他的老战友邱一涵同志(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及我们两个姐姐患肺结核,他也专门从香港购置了八瓶雷米封(当时为治疗肺病的珍贵药物)寄回国内,为他们治病。此外,他还多次给我寄钱,购置学习和生活用品。三、乐善好施回忆1949年10月份前后,时任上海外事处长的黄华给叔叔去信,要一部照相机,叔叔收信后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1995年原驻印度大使馆武官朱开印亲口对我说:“袁仲贤大使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倾其所有帮助他人。当年他每月700元美金的工资都不够开支,至今还欠我的钱,他的钱多半用来作为抗美援朝的捐款及国内水旱灾害捐款,帮助使馆经济困难的下属……”1950年8月,叔叔从北京动身赴印度就任,途经长沙时,顺便回老家省亲。给我父亲、姑妈一些生活补助费用,并为他们偿还以前的债务,对其他的亲戚和友人也都酌情给予无私的帮助,体现了一位老红军关心群众疾苦的无私奉献精神。可是叔叔对自己则仍然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从不乱花钱,内衣内裤补丁重补丁也舍不得丢。他心境平静,把金钱、荣誉、地位看得比一池清水还淡。他从来不与部属谈及他的身世,不以毛泽东介绍他入党、黄埔一期等资历炫耀自己。他这种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和淡泊名利的风骨,在当今这个物质社会,值得后人学习并永远继承下去。四、名利淡如水我于1994年7月21日在原驻印度大使馆武官朱开印的寓所(成都市新蓉干休所)听取他对叔叔在印度工作情况的回忆,他说:袁大使资格老,早在1924年就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又是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的我党少有的高级将领,1944年便担任过山东军区胶东军区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当年我已经是旅一级中层领导,要见他一面也觉得十分光彩。袁大使从1950年至1956年1月连续两任担任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是当年外交史上任期比较长的。而且驻印度使馆的规格仅次于驻苏联大使馆,当年中国的交方针是向苏联一边倒,与美国、英、法尚未建交,没有与他们对话的外交渠道,而印度则属于民族主义领导的资本主义类型国家,尼赫鲁总理也主张同我国发展友好关系,当年我国在许多重大的对美国的外交斗争都要通过印度传话,这就决定了印度使馆的重要性。袁大使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除努力学习补充理论、政策外。还认真学习补充礼仪、英语(认真背单词,分析语法),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魅力去领导、团结使馆40余名各级各类干部及职员,所以他在驻印使馆中,威信最高,大家都心悦诚服地在他的率领下齐心协力搞好外交工作。他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敢于承担责任,保护手下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我在地图风波事件中(详见袁肇富著《将军大使袁仲贤——传奇的一生》第七章)多次受到周总理严格的批评,说我向印度国防部代购当年中国已在书店公开上市的地图是卖国行为。我思想上想不通,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欲哭无泪……在此关键时刻,是袁大使多次主动为此事承担了责任,才使我免于受到严重的处分。这一事例,不仅使我终生难忘,也感动了使馆所有的同志,我们一致认为:有这样的好领导,工作起来可以放心大胆,拼命做好一切外交工作。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就办得有声有色,被印度媒体称赞为这是新德里闻所未闻的盛举,是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各国首脑,外交官终生难忘的最大享受。(详见袁肇富著《将军大使袁仲贤——传奇的一生》第三章)朱开印说到这里,不仅声音变低,还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话题转到了1957年2月16日下午6时30分叔叔临终前弥留之际对他的嘱托——袁仲贤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一生已经死过十几次了,我不怕死……但是我调任外交部任副部长后才一年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另外,我的6个孩子还年幼,最大的和平也才12岁,最小的袁平才2岁……我死后,请老朱向周总理和外交部党组织反映这一实际困难,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照顾……说到这里,朱开印已泣不成声了。朱开印最后说:袁仲贤既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家,也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元老,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慈祥的好父亲,临终前不忘工作,不忘儿女,是一个纯正的老共产党员,他身上存在着老革命军人所共有的人性……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五、大使与雪松叔叔出使印度期间,感到整个印度城乡都喜爱种植雪松,无论是新德里、加尔各答,还是广阔的乡村,都把雪松看作圣树,对其无限崇敬和敬仰。印度人民这一习俗启发了叔叔,他想:如果能将这一圣树引种到自己曾经率领八兵团12.7万官兵浴血奋战才解放的南京市,将把这个六朝古都装点得更加雄伟壮丽、生机勃勃……为此他曾经在1953年写信给时在南京农学院林学系造林专业学习的我咨询采用什么方法引种雪松最好。真是历史的巧合,那时造林专业的马大浦教授(解放后才从美国回校)正好讲到引种专题,他说引种苗木,最佳方案是通过引进种子,它体积小,数量多。短期内能繁殖出大量苗木,携带方便,更重要的是通过播种获得的实生苗具有比采用其他无性繁殖方法繁殖出来的苗木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抗逆性,我在给叔叔的回信中建议他印度购置种子寄回国内自行播种。叔叔采纳了我的建议,用自己的工资在印度购买了雪松树木的种子带给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江渭清同志,再由他转交南京中山陵园苗圃播种,经过南京市中山陵园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园林工人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精心培育,数以万计的雄伟挺拔,树形优美,终年苍翠欲滴的雪松,迄今仍挺立在中山陵园两侧,供国内外游人的瞻仰。在南京市政府所在地的鼓楼附近及北京东路、北京西路等处,雪松也作为行道树髙高耸立在马路的两旁。我的叔叔袁仲贤这一关心群众疾苦的行动,将永远伴随着那长寿的雪松树,活在人们的心中……(本文选自袁肇富著《将军大使袁仲贤——传奇的一生》第二十五章,原标题为《怀念依旧》。编辑时个别字句略有改动。)这是文章尾部